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2018：提要 |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Division

全球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消退，政策制定者有更大的空间来解决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更长期问题

在过去十年里，不时出现各种广泛的经济危机和负面冲击，首先是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随后是2010至2012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2014至2016年的全球商品价格调整。随着这些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持续阻力消退，世界经济有所上扬，为调整政策以解决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进步的长期问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估计已达3.0%，与2016年2.4%的增长相比显著加快，为2011年以来的最高全球增长率。在各类国家中，劳动力市场的各项指标继续改善，世界上约三分之二的国家2017年经济增长强于上年。在全球范围内，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预计稳定在3.0%。

经济活动趋强之势在各国和各区域分布不均

世界总产值增长最近加快，主要是因为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更稳健，而东亚和南亚仍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区域。随着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和俄罗斯联邦摆脱衰退，这些经济体出现了周期性改善，也约占2016年到2017年全球增长率上涨的三分之一。但近期各国和各区域的经济收益分布仍然不均，世界许多地区尚未恢复健康的增长速度。许多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前景仍然充满挑战，凸显出过度依赖少数自然资源的国家容易出现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而且，世界经济的长期潜力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投资疲软和生产率增长低速时期延长而受到损害。

投资条件有所改善，但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和债务上升，可能阻碍投资广泛回暖

由于金融波动较小，银行业脆弱性降低，一些商品部门复苏而且全球宏观经济前景更稳固，投资条件普遍改善。融资成本仍然普遍很低，许多新兴市场的息差收窄，反映风险溢价下降。这一情况帮助了向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增加，包括跨界借贷的增加及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信贷增长更旺。条件的改善帮助一些较大经济体的生产性投资适度复苏。2017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大约占全球经济活动加速的60%。这一改善与非常低的起点相关，之前两年投资增长异常疲软，而且全球投资总额长期不振。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升高，主要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调整的影响相当不确定，以及债务增加和长期金融脆弱性积累，支持更强劲的生产率增长和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投资活动的更广泛反弹可能会受阻。

如果保护主义倾向增强，世界贸易的回升可能会遭受挫折

2017年全球贸易出现回升。2017年前8个月，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达到危机后时期的最快速度。回升的主要原因是东亚的进口需求增强，因为该区域的内需上扬，得到宽松政策措施的支撑。由于企业回应不断改善的投资条件，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资本货物进口回升。最近主要贸易关系的调整，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定退出欧洲联盟及美利坚合众国决定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并重新评估其他现有贸易协定的条款，引起对贸易壁垒和争端可能升级的担忧。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这些情况的程度会增大。考虑到贸易、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限制越来越多的贸易环境可能会妨碍中期增长前景。在这方面，各项政策应侧重于维护和振兴多边贸易合作，强调服务贸易可能带来的惠益。

可持续发展的进展

人均收入增长乏力，对若干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挫折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不平衡，继续令人担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由于2016年四大发展中区域平均收入下滑，许多国家最近甚至遭遇挫折。预计2017年至2019年期间，非洲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以及西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会进一步受挫或增长微乎其微。这些区域总共有2.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突出说明必须解决一些阻碍可持续发展取得更快进展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确保消除贫穷和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就业的目标不会更加遥不可及。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到2030年非洲可能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陷入赤贫。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既需要财政资源，也需要在解决体制缺陷和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

预计只有极少数最不发达国家会在近期内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内总产值增长“至少7%”的具体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在许多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更高多的投资。可以通过国内和国际、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源的各种组合来调集必要的财政资源。然而，体制缺陷、基本的基础设施不足、极度受到与天气有关的冲击和自然灾害影响，以及与安全和政治不确定性有关的挑战，妨碍了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取得更快的进展。这些障碍必须消除，以确保将可用资金有效地用于生产性投资。

由于经济增长加速，就更需要考虑与环境可持续性的联系

经济增长加速也带来环境成本。与天气有关的打击的频率继续增加，突显出迫切需要建立抵御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和遏制环境退化速度。虽然全球能源所致碳排放量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持平，但恢复到更强劲的国内总产值增长很可能造成更高的排放量。国际航运和航空排放不属于《巴黎协定》的范围，但过去25年这两个部门的排放量比公路运输的排放量增长得更快，并且自2013年以来持续上升。虽然在航运业和航空业加强了防治空气污染的措施，但不清楚目前的政策是否足以将排放量降低到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水平。

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型依然缓慢

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型正以渐进的步伐推进。可再生能源占所有最近安装的发电能力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只提供全球发电量的大约11%。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2017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将得到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墨西哥、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大规模风能项目的支持。当今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能源供应继续严重短缺，故在通过今天明智的政策和投资而为未来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

不确定性和风险

经济前景仍然易受贸易政策变化、全球金融状况突然恶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影响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所致许多脆弱性的阴影已有所缓解，但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仍然如影随形。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继续笼罩着世界贸易、发展援助、移民和气候目标的前景，并可能延迟更广泛的全球投资和生产率的回升。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走向更多单方面和孤立主义政策的趋势。全球充足的清偿能力和较低的借贷成本长期存在，促使全球债务水平进一步升高，金融失衡加剧。它还与当前资产价格居高有关系，这意味着风险定价不足。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资本市场更为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依然容易受到风险规避激增、全球资金流动条件无序收紧和突然撤资的影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会引发这种激增。经济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目前正在基本上前所未知的领域运作，没有任何历史先例作为指导。这使得金融市场的任何调整都比之前复苏时难以预料，并增大了与政策失误相关的风险。

政策挑战和前进道路

各主要经济体的同步复苏、金融市场状况稳定以及没有重大的负面冲击，为政策调整提供了机会

虽然若干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是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走向一致，金融市场状况稳定，商品价格错位等负面冲击不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实现更广泛稳定的条件改善，对消除经济危机影响和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行动的偏重有所缓解。加之投资条件改善，为调整政策以解决如下更长期的问题创造了更大空间：加强经济增长的环境质量，使其更具包容性，以及解决阻碍发展的体制缺陷。调整政策以应对这些挑战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目标之间的共同利益，可以带来更强劲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实现更可持续的中期经济增长。诸如教育、扩大获得保健的机会、建立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改进机构质量、建设金融和数字包容等领域的短期投资，都将有助于短期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它还将加速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并扩大可持续增长的长期潜力。

政策调整应包括四个具体领域：增加经济多样化、减少不平等、加强金融结构和解决体制缺陷

政策制定者应该利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来注重四个具体领域。首先，高度依赖少数基本商品的国家对经济多样化的长期需求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与近期商品价格调整相关的沉重经济成本证明了这一点。抑制和纠正不平等的扩大，对于确保未来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就需要将提高最贫困者的生活水平的短期政策与消除机会不平等的长期政策综合在一起，如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机会以及投资于农村道路和电气化。第三个关键领域是重新使全球金融架构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接轨。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可持续金融框架，并逐步从目前短期利润的侧重点转向以履行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方式创造长期价值的目标。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财政和外汇政策良好协调，可以通过促进金融稳定和遏制金融风险的增加而支持这些目标。最后，治理不力和政治不稳定仍然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根本障碍。同时，全球经济的更强劲增长本身对于帮助这些受冲突局势影响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很小，这些国家在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进展方面余地不大。政策优先事项必须包括加倍努力，帮助预防和解决冲突，并解决成为许多这种障碍的基础的体制缺陷。